王伯祥
一、战役缘起
陕北榆林是晋绥陕边区的战略要点。1947年10月下旬,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次集结兵力围攻榆林。当时驻守榆林的国民党军队为伊盟总司令邓宝珊指挥下的步兵新编第十一旅两个团,第二十二军左世允(协中)部第八十六师三个团,加上直属部队,共约兵力12000人,战斗部队约8000人。时邓在绥远,军队作战由左指挥。在战事发生后,蒋介石曾数度电令马鸿逵救援,邓宝珊也屡电马出兵相助。但马慑于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胜利的神威,曾以各种借口,拖延观望,按兵不动。及至11月初,马鸿逵赖以延宕不出兵的问题,如弹药、服装、炮兵和陆空联络等等,蒋介石都令胡宗南给予补充和配属;加以马鸿逵也感到如果坐视榆林解放,唇亡齿寒,他在宁夏的统治也将难保;同时榆林被围多日,趁双方久战疲劳的机会,出兵一战,或可侥幸得胜。这样,不但可以邀功于蒋介石,取好于邓宝珊,而且他在宁夏的统治,可冀巩固。马鸿逵就是在这种情势下,才以他的主力,倾巢出犯。在行军到榆林以西80华里的袁大滩①时,与解放军遭遇,由遭遇战演变为攻防战,最后马部绕道逃到榆林。
二、行军部署
马部援榆的战斗序列②是:
宁夏援榆军指挥官:整编第十八师师长马敦静(马鸿逵次子。马鸿逵总部参谋长马光天随军参赞);
整编步兵暂编第九旅旅长卢忠良部三个团(附保第二团):第一团团长马正仓、第二团团长田凤翔、第三团团长马福元、保安第二团团长周福财;
整编步兵第一六八旅旅长马光宗部三个团(附保安第五团):第五○二团团长马进锐、第五○三团团长马清、第五○四团团长马世俊、保安第五团团长马建功;
宁夏保安第一纵队司令马全良部两个团:保安第四团团长弓长舒、保安第六团团长马春德;
整编骑兵第十旅旅长马敦厚(马鸿逵长子)部三个团:第十九团团长马得英、第二十团团长马万荣、第三十七团团长马栖云;
战防炮连(炮四门);
陆空联络电台;
辎重队(骆驼1000余只)。
总兵力为30000余人。
这次援榆出兵之多,对一向保存实力的土皇帝马鸿逵来说,不但出马部下的意料,也非当时国民党守榆官兵的想望所及。我们到榆林后,左世允说:“这次马长官(马鸿逵)竟出了这么多的兵力,我们想不到。”马鸿逵这种孤注一掷的目的,正如马敦静在集中地所说:“与其坐以待毙,莫若死中求生。”
援榆军的集中,是在“增强三边防务”的掩蔽下进行的。各战斗序列部队,在10月下旬集中完毕。其集中在定边的为:暂编第九旅(原驻定边)及骑第十九团、骑第二十团、辎重队(骆驼队)一部;集中在盐池的为:第一六八旅(原驻盐池)、骑第十旅旅部及第三十七团、保安第一纵队、战防炮连、陆空联络电台、辎重队(骆驼队)大部、援榆军作战指挥部。
援榆部队在11月7日同时由定边、盐池集中地出发,行军日程预定为七天。行军路线选定远离解放区的伊盟“三马路”。从集中地出发起,就以战备行军的态势行进,其恐惧心理,于兹可见。行军部署是:以骑第十九团为先遣支队,担任广正面的搜索;骑第二十团、第三十七团为右侧支队,担任对解放区方面的警戒;本队以卢忠良、马光宗部为第一梯队,马部在左,齐头并进;以马全良部为第二梯队,在第一梯队右侧后跟进,并担任后卫任务;战防炮连、陆空联络电台随马光宗部行进;辎重队分随各梯队行进,指挥部和骑兵旅部随第一梯队马光宗部行进。通讯联络,行军时以传骑为主,宿营后以无线电报和报话机为主。各部队每日到达宿营地时,即构筑宿营工事。由于路上人烟稀少,全程都是露营。
行军4天,行程及半,各部的间隔距离逐渐缩短,宿营于巴兔湾附近,并休息了一天。马敦静召集部队长了解行军情况,要求特别加强夜间警戒和战备。并接榆林电告近日战况趋于缓和。同时电西安胡宗南要求加强空中掩护和侦察。还照例每天向马鸿逵电报部队行止情况,马电令:“迅速前进,趁共军不备,选个缺口突进榆林,在途中坚决避免打主力仗,我已电胡加强空中掩护,并电榆林左军长派队接应你们,望直接取联络。”
第6天继续前进,飞机空投蒋介石给马敦静亲笔信一封,除对马部抚慰外,主要谓:“此次援榆,关系西北全局和贤世侄(蒋虽与马福祥换贴,在此仍以世侄称马敦静)父子前途,希加速进军。”中午,骑第二十团马万荣部在巴兔湾东30华里的地方,与解放军骑兵发生了第一次接触,从一位牺牲的解放军侦察人员的图囊里拣出一份侦察报告稿,上写:“马匪到达巴兔湾一带的只是骑兵一部,已停止前进,似再不敢东犯”等语。马敦静即认为围攻榆林的解放军还未发现马部援军的实况,当时用报话机向马鸿逵报告后,就盲目地乐观起来,一改几天来的畏惧窘相,决定加速行军,妄图一路无阻地到达榆林。途中休息时,马敦静得意地对马敦厚、马光天、马敦礼(骑第十旅政治部主任)、王伯祥(骑第十旅参谋长)等说:“老汉(指马鸿逵)这步棋走得高,共产党到现在还不知道咱们的真实情况,今天夜里若平安无事,明天来个急行军,一冲就可以进入榆林,等共产党知道我们来了,想调集兵力打也迟了。”马敦厚说:“宁夏骑兵已吓破了共产党的胆,就是知道我们来也不敢打。”马光天说:“掌柜的(马鸿逵)一生用兵谨慎,没有把握,怎能让你们两位少爷同时亲征呢!这是掌柜的高见,两位少爷的大功,也是大家的洪福,盼望真主保佑,平安到达榆林吧!”马敦静又向王伯祥开玩笑说:“你是讲武堂学生,懂得战略战术,你不是说共产党好围城打援吗?现在你看怎么样?”王答:“这次援榆,虽然出乎共产党意料,但他们接到了今天侦察骑兵的报告后,可能有准备。共产党不会让我们轻易进城的。”马敦礼收场说:“不管怎样,我们准备好,碰上就打,碰不上就走。”这一席对话,说明当时马部头目的狂妄姿态。
这天宿营后,马敦静集合营长以上军官,由马光天宣读了蒋介石的来信。马敦静本系花花公子,部队出发前,马鸿逵曾令一切由卢忠良负责指挥,马敦静也以“甩手指挥官”自居,诸事推卢处理。而卢则以有马敦静在,自己不便处处插手。于是情报、宿营、战备、通讯、后勤等等,都形成各自为政,群龙无首。马遂认为卢有意轻视他,一怒之下,把指挥权全抓在手,对卢寻衅斥责,卢事后提起来痛哭流涕。马还对今天集合来迟的团、营长大骂一顿,处处立法,以壮威风。当晚,向左世允电询榆林战况,解放军兵力部署和进往榆林的便利路线,并希望他们派队迎接。又向当地居民询问通往榆林的大路,是经袁大滩、芹河沟,过西河至榆林。旋接榆林复电说:“战况虽趋和缓,但共军仍兵围城下,榆林守军尚感不足,实无迎接之力。我们以大张出击之势,牵制共军,以迎贵军。共军已成强弩之末,实不堪贵军一击。共军主力位置于城东和城南两方面,榆溪河以西也有大部队。惟城北方面兵力薄弱,贵军从城北方面突进榆林较为容易。如从芹河沟之路突进,将共军压迫于西河方面,内外夹击,奏功更伟。即请电告,以便策应。”马敦静看完电报,对左世允大为不满。他说:“他们已叫共产党吓破胆了,我们自己干吧!进不去榆林,就回宁夏。”又说:“走着看,顶住了再说。”这时王伯祥建议:现距榆林约120华里,且多是沙漠路,一天难以赶到,势必在共军的包围线附近宿营,是很危险的。再说以原态势前进,路上如受袭击,由于通讯迟缓(传骑),互相策应也怕误事,可让部队于明日中午集中到距此50华里的袁大滩附近,大休息,吃午饭,集合各旅长、司令研究一下,再作决定。这个建议被采纳了。
三、由遭遇战到攻防战
马敦静指挥部和骑兵旅部随第一六八旅行抵距袁大滩10余里的地方,时间为上午10时左右,飞机通报说:“前方骑兵发生战斗,共军兵力多少,侦察不明,我机队现正在协助地上战斗中。”又接到骑第十九团马得英的报告说:“该团先头部队行抵袁大滩以东约五里的沙岭上,和共军的一排步兵遭遇,经短时的战斗后,共军已退入一个小村子里去了。”马敦静立即带领各部队长及指挥部的人员赶到袁大滩以东沙梁下卢忠良旅部的所在地,研究对策,大家面面相觑,谁也不表示意见。王伯祥说:“我到前方看看共军究竟有多少?”马敦静同意了。王到前方正与马得英团长交谈情况时,第一线的骑兵来报说:退入村里的共军约四五十人又出来向我前进了。为了窥探共军是否有大部队跟进,骑兵即以机枪施行远程射击,共军仍然前进。据此判断,当面共军之后,一定有大部队,这是围榆的共军前来打援了。王叫随来前方的卢忠良部的一个参谋回报马敦静速下主力战的决心,并令马得英团就地占领阵地,阻止来攻之共军,以掩护本队的作战部署。这时当面村里,又有共军一队,分三路向前活动。王伯祥即返回指挥部,马敦静正在下达一般的扇形防御的口头命令。王说:“用这种防御方式,来对付长于夜战且惯用迂回包围的共军,是不适宜的。应以袁大滩村落为核心,四周依托沙梁,占领环形防御阵地,采取纵深配备,各据点独立作战。在环形线上配置九个步兵团(卢忠良四个团,马光宗四个团,马全良一个团),核心阵地配置马全良部的一个团,骑兵配置在正面(东方)的两翼,左翼一个团,右翼两个团,依步兵阵地前沿为轴心,担任翼侧的掩护。”马全良、卢忠良说:“为了从容占领阵地和构筑工事,可派两个步兵团迎击当面共军。”马敦静根据这些意见,命令各部队迅速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令卢忠良指挥该旅马福元团,马光宗率该旅马清团,在3架飞机的配合下,开始了遭遇战。这时为下午2时左右。马福元团担任正面攻击,马清团从左侧助攻,激战6时余,推进10余里。卢旅营长杨发荣阵亡,苏洪范、刘瑞祥受伤,连长以下官兵伤亡300余人。马光宗旅亦伤亡数十人。夜10时左右,战斗结束,撤回阵地。
战事结束后,听说解放军共来了八个纵队,马部官兵闻讯十分恐慌,幸当晚解放军未来攻击,挨至第二天黎明后,急忙加强工事。经过一天拚命地挖掘,在袁大滩周围二三十里间,筑成了一个庞大的环形防击阵地,马鸿逵虽然一再电令不能停止前进,但因形势所迫,只好凭借这一工事苟延残喘。在下午6时许,解放军先向阵地东南卢忠良部的正面攻击,逐渐向两侧扩展,一时阵地四周,都发生紧密枪声,显然已被解放军所包围。到10时左右,卢部正面战况最为激烈,在几次肉搏之后,不少据点已被解放军占领,好几个连、排覆灭,一个连长被俘。这时三个骑兵团自行撤到外线,翼侧暴露。马敦静不满骑兵擅自撤退,马敦厚则强调骑兵夜间不能徒步战,二人争吵不休。最后才以两人名义,命令骑兵不顾牺牲地向解放军反攻,否则,要砍脑袋。其实马敦厚对骑兵早已暗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必须保存实力;并说:“步兵垮了,我们也不怕,骑上马就往回跑。共产党没骑兵,他能追上步兵,却追不上咱们。把骑兵送了礼,回去给老汉(马鸿逵)咋交待?”所以战斗开始后,马敦厚要带骑兵旅部人员到骑第十九团去指挥,就是为了逃跑方便,因未得马敦静的同意而作罢。但他仍将马匹控制在掩蔽部跟前,准备随时逃跑。在袁大滩战后向榆林转进时,有一连骑兵因失去联络,就一气窜回宁夏。
当战况紧急时,马敦静吓得六神不附,到处求援。他一面电胡宗南要求派机参战,胡答夜间飞行困难;又电左世允要求派队出击,左复无兵抽调,只能遥为声援。这时马鸿逵一再从报话机中询问战况,马敦静哭告:“战况危险,一切托靠‘呼达’吧!”正当马敦静张皇失措的时候,解放军的包围攻势停息下来,战斗焦点,集中于卢忠良部马福元团的阵地上。马敦静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又再电胡宗南派飞机参加夜战。胡允派飞机并规定灯火信号,结果飞机未来,只是一张空头支票。夜12时顷,卢忠良部正与解放军短兵相接,混战肉搏,袁大滩中心的核心阵地(指挥部所在地),猝然枪炮齐响,声震全线,咸以外围阵地被突破,解放军直捣核心来了。正和马鸿逵通话的马敦静,龟缩在报话机室里一声不响,马敦厚早已魂飞天外,连声叫喊“完啦!完啦!”连行军作战也不放过每天五次礼拜的马光天,跪在掩蔽部里不住地喊“呼达”。马全良看出破绽,忙从掩蔽部内走出,站在屋顶上高呼:“弟兄们!不要打枪,不要误会了。”于是核心阵地的枪炮声逐渐停止。以后证实系第一六八旅第五○二团李寿春营长的乘马脱了缰,饲养兵追马,跑到核心阵地前沿,守兵连问“口令”不答,就开枪射击,于是全线瞎打了起来。经过一场虚惊,马敦静弟兄又耍起威风来了,吹嘘“宁作刀下鬼,不当阶下囚”,“准备自杀,不当俘虏”。并说要杀防守核心阵地的团长弓长舒,惩办营长。马光天又起了“甘草”作用,代为求情,让他们戴罪立功,以观后效。问题就这样不了了之。掩蔽部里大烟灯照样摆起来,喷云吐雾,以之压惊。此时指挥部又不停地用电话探问卢部的战况,卢答:“前方正在肉搏,马福元团伤亡很大,几个连不见了,但战局还可撑下去,请指挥官放心。”马敦静还不放心地对马光天说:“老卢是硬汉子,是不是不好意思说实话?你再问一下,若是抗不住,好早想办法。”卢答复马光天:“战况十分危急,我的预备队都增加完了,必要时只有一个特务连还可以使用。”马敦静遂决定从马光宗旅抽一个营前往增援。但是马光宗借口当面情况严重,部队正按工事据点部署妥当,拒不抽派。中经电话数度催促,才决定派任仰贤营往援。这时卢在电话上报告战况趋于稳定,援队勿庸前来。任营即仍归还原建制。此时为夜2时左右,人们不是低头看时表,就是举目望东天,只嫌时表走得慢,但盼天明天不明。
约在夜里两三点钟,卢忠良方面,在解放军的几次冲击和双方肉搏之后,战局沉寂下来。卢部趁机调整残破阵容,准备再一次的挨打。但这时北面马光宗部阵地上,枪炮声忽又大作。晨五时左右,马光宗报告说:该部战斗激烈,马建功团两个营的阵地被突破,部队溃下来了,如何处理?马敦静让马光宗转告马建功,如果阵地夺不回来,要砍他的脑袋,同时,令配置在该方面的外线骑兵马得英团,协力恢复阵地。马光宗令副旅长李宁率领第五二○团抽出的一部兵力增援,阵地乃得恢复。当时马光宗部战况的危急甚于卢部,只以天将破晓,指挥部里的惊慌较前好些。天亮后,解放军全部后撤,形成对峙的状态。
一夜的危机侥幸度过,指挥部研究决定由马全良率领弓长舒团和马光宗旅的一个团出击,看情况的演变再作计划。弓长舒团立即轻装出发,马全良则先往马光宗旅接收部队,但足马敦静并未直接通知马光宗。马光宗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借口没有接到命令,不拨给部队,并说:“要出击我自己带着去,我的部队为什么要你来指挥?”两人在阵地上大吵大闹,马全良只得返回指挥部,气愤地说,马光宗不但不派部队,反把他骂回来了,出击之事他不干了。马敦静听后也大骂马光宗不休。随即电话命令马光宗、卢忠良速来指挥部。他们来到后,马光宗坚不接受违抗命令的罪名,马光宗和马全良两人又口角起来。后来马全良借口太阳已出,良机已过,不宜出击。一场内讧,至此结束。
四、逃窜榆林
出击未果,指挥部研究当面的情况和今后的出路。当时解放军已全面撤退,但马部错误地判断:解放军虽然后撤,只是为了避免白天作战,到夜间可能增加兵力,再次进攻,就很难支持。如果后退宁夏或按原定路线向榆林前进,必然遭到解放军的追击和截击,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最后决定只有从北面绕出解放军翼侧,逃往榆林。对威胁较大的右侧,以战斗力较强的旅为右纵队,并加强右侧卫的战斗力,以防袭击。同时决定前面如遭阻击,则以逐次增加兵力的办法,边冲边走;如右侧遭受袭击,则以行军形成的“一路长蛇阵”态势,集中右侧,相互策应;如从后方尾追来,就赶快逃跑,跑不了的就甩掉。当时大伙在表面上都说要协同一致,实则各怀鬼胎,各打逃跑的主意。逃走榆林的行军队势是:由马全良率领该纵队两个团为先遣挺进队,担任扫除行军路上障碍的任务;本队以两个纵队并列前进,即卢忠良旅为右纵队,并担任右侧的警戒;马光宗旅附陆空联络电台、战防炮连为左纵队,并担任左侧警戒;骆驼辎重队,在两纵队中间行进。指挥部位置在左纵队先头行进。掩护部署:骑第三十七团马栖云部在先遣部队左侧齐头行进,俟脱离战场后,担任前方远距离之搜索警戒;骑第十九团马得英部先占领卢忠良旅的现阵地,掩护步兵脱离战场后,在左侧行进,担任左侧方之警戒;骑第二十团马万荣部,占领马光宗旅的现阵地,掩护步兵脱离战场后,改为后卫,并以一部担任右侧卫。
上午10时许,各部队按照转移命令放弃了阵地,正在从西北方向撤出,再向东北前进时,立即被当前的解放军所察觉,全线发起攻势,展开了战场追击。已成惊弓之鸟的马部掩护骑兵,望风而逃,步兵更是拚命的逃跑。正当战场上人喊马叫、部队乱作一团的时候,出人意料,胡宗南派送粮弹的三架运输机凌空而来,在两方莫辨的情况下,洋面袋、大锅饼、子弹箱、炮弹筒,还有特给陆空电台的空军地勤人员送的美制“给养盒”等纷纷投下。这时马部官兵只顾逃命,虽然下令叫后面的骑兵把粮弹用马驮上,实际带的还是寥寥无几。有时投到官兵面前,也是拣几个大锅饼留着自己吃,洋面袋谁也不背,枪炮弹更没人拿。抢着取的只是官兵少见的降落伞。所以投下的粮弹,大部分给解放军作了补充。溃退时,王伯祥奉命折回后尾指挥骑第二十团马万荣部占领掩护阵地,阻止追击,解放军再未前进,混战状况暂趋稳定。
马全良率弓长舒团前进不到十华里,即受到解放军优势兵力的堵击,弓团硬冲硬打,本队也正部署增援。忽然一支民兵队(20余骑)从袁大滩西北的尔林方面赶来,该队长见了马敦静说,他们是横山县的民兵队,奉榆林方面的命令,迎接马部并来带路,还说这里通尔林,由尔林经大小加尔汗至榆林一带没有共军。马敦静认为打着走总不如躲着跑安全,遂改变原先向东北逃窜计划,让民兵带路,大队转向西北方面绕道而逃。但是官兵不明真相,以为解放军又来围攻,于是步骑争先撤退,乱作一团。这时,如果真有一小部解放军加以追击,就会使这几万人全部溃散。马全良也不知道变更了路线,还在瞎指挥弓长舒团在两架飞机的配合下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大队逃离20华里后,不见马全良指挥的两个团赶来,并且该方向仍响着密集的枪声,判断该部遭到优势解放军的攻击或包围,撤不下来了。马建功担心乃父马全良的安全,径自骑马返回接迎。及至夜11时左右,部队跑了六七十里后,马全良仅带几个随从人员赶到,向马敦静大哭大闹说:“部队改路线,为啥不告诉我?让我在那里孤军作战,这是对我有意陷害。弓长舒团已全部被消灭,马春德团也大部溃散,若不是马建功去迎接,我也找不到部队。”马敦静百般地安慰他说:“牺牲了小部不要紧,救出了大部还是你的功劳。”马全良经此气愤就病倒了,用“架窝”驮到榆林。
大队改道逃跑中,已是狼狈不堪,溃不成军。马敦静召集卢、马旅长等令各自整顿部队,自行向尔林集结,他自己带领指挥部和骑兵旅的一个特务连,先往尔林逃去。夜半,行抵距尔林约40里的一个小村落,喘息了一会,吃了一餐顶三顿的饭。马敦静用报话机和马鸿逵通了话,并令王伯祥带骑兵一排和民兵一部先往尔林探虚实,生怕“刚脱钩,再上网”。天明后,步骑先后到达尔林一带。在这一昼夜的狼狈逃跑中,马部伤病官兵被遗弃在荒野的很多。被俘的解放军人员,受尽了虐待,骑第二十团把他们用绳子绑起来拉在马后拖行,惨无人道,达于极点。在尔林收容整顿了一天,给养濒于告罄,士兵每餐不能饱腹。当然官长例外,特别是高级军官,不但不缺米面,而且有肉佐餐。而被俘的解放军,则根本吃不上饭。在尔林,王伯祥随同马敦静巡视卢忠良部时,见到该部将衣物已被洗劫一空的解放军被俘人员,囚禁在一个只能坐不能卧,只准坐不准站的四周高筑土围的露天地牢里面。马敦静还假惺惺地向被俘者问饥问渴,威武不屈的革命战士们一声不响,怒目而视。马敦静正在受窘不能收场时,一个卢部的军官□旁解嘲说:“我们都没吃的,哪有粮食给他们吃。”背后马敦静说:“共产党就是顽强,被俘两天没吃喝,劲头比我们官兵还大,真了不起啊!”遂叫军需人员从骆驼辎重队给了些米面,并说:“不能把我们的‘战功’(人证)闹完,死,让他们到榆林死。”这批被俘人员,在马部进入榆林后,转交给驻榆守军,如何处理就不知道了。在尔林收容伤病员约百人□统交当地的所谓“流亡县政府”接收,着设法向宁夏转送,美其名曰进入战地医院,再送后方医院。尔后这批伤病员有些返回宁夏,多数是暴骨异乡了。
马部在尔林的第二天,接左世允电告:“围榆共军已向榆林西南撤去,企图不明。榆围虽解,威胁仍在,希贵军速来,共策戎机,并派队接迎”等语。当即取道大小加尔汉、葛邱巷奔向榆林。行至小加尔汉地方,碰见左世允来迎的新第十一旅第一团团长王永清,在对榆林的情况进一步明了之后,十几天来,被英勇的解放军吓掉了的“军魂”,才算复了体。当晚宿营于葛邱巷附近,官兵们第一次睡了个安稳觉,翌日马敦静率指挥部及先头部队进入榆林城和左世允晤了面,协定了防务部署伊盟总司令邓宝珊亦于是日从伊盟十八里台返回榆林。
被围20多天的榆林,市容呈现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景象。在居民区仍然完整无恙,间有破坏,据说是守军拆毁的。在战区则破瓦颓垣,沙袋土包,到处皆是。解放军的敌我界限,使人看得异常分明。假如是国民党军围攻这座城池的话,势必军民不分,全城被毁。另一个情况是:伤员遍布城内大街小巷,据说6000名守军,伤亡达4000以上。榆围虽解,余悸未已,犹恐解放军重来,宁、榆两军一再协商,共谋固守榆林之策。这时蒋介石、胡宗南、邓宝珊、左世允主张马部屯兵榆林,以观后变,马家父子则要求马部即日回师宁夏。而在马家父子之间也有矛盾,马敦静为了保持所谓援榆的“大功”,借机取宠于蒋、胡,炫耀他自己,妄想在得到蒋、胡、邓、左的同意后,再班师回宁;但马鸿逵由于防守三边的宁夏保安第二纵队司令马宝琳一再告急,又加宁夏老巢空虚,则坚令马敦静立即兼程回军,以保老巢。马敦厚也对乃弟敦静威胁说:“我不当忠臣,也得做孝子,你若听蒋、胡命令不走,我就带上骑兵离榆。”连日以来,为此问题,电讯频繁,吵吵不休。这时榆林粮秣极缺,许多老百姓都在城外沙滩上觅拾空投时掉下的豆子过活。邓、左为了防止马部擅自回宁,便以控发给养为手段,顿吃顿发。马部为了多搞些粮秣,备作行军之用,则硬夺硬拿,因而曾在飞机场演出了抢夺空运粮秣的丑剧。马鸿逵在宁夏着急了,用报话机对马敦静兄弟说:“你们要是我的儿子,就马上返宁。他们不发给养也要走,沿路可以宰骆驼吃,宰马吃,征蒙民的牛羊吃,我这边即派马承贤骑兵队驮送粮食接你们。如果父命不受,咱们就从此断绝关系,我再不管你们了。”马敦静就在这种情况下,下达了回宁命令。
五、窜回宁夏
马部进驻榆林的第4天,马敦静依照父命,每兵只带黑豆半斤,并把从宁夏带去的骆驼宰杀掉,取道二马路,向宁夏老巢回窜。沿途蒙民的牛羊皆被杀劫一空,受害的群众叫苦连天,有些蒙民骑着马跟着部队哭索牲畜。士兵因吃半生不熟的肉,又喝生水,都泻起肚来,甚至连路都走不成了,平静的草原上一片呻吟声和叫骂声。还有一些丧尽天良的官趁火打劫,把吃不了的牛羊和骆驼赶回宁夏,归为私有。很多蒙民写信和跟到宁夏向马鸿逵要牲畜。马鸿逵自己也觉着太不像话,一面口头上答应赔偿,(是否赔了不知道),一面把保安第六团一个营长颜成德在灵武枪毙了,(因他抢了蒙民的两匹马、四头毛驴和一些牛羊皮)以此遮羞。其实马鸿逵枪毙颜成德的主要原因,是他的队伍在袁大滩跑散了。
饥寒交迫、怨声载道地走了3天,第4天宿营时,忽然从蒙民口中传来发现解放军来袭的消息,马部又慌了起来。马敦静向各旅、团长嘱托加强戒备。指挥部在一夜之间三移驻地。过后了解,乃是当地蒙民因不堪匪军的骚扰,以恫吓的办法转移目标,使马部只顾活命而顾不上抢劫牛羊。第5天中午,在路上迎着马鸿逵派来的送粮队,胡宗南也“雨后送伞”,派来飞机空投食粮,大批的锅饼包、洋面袋像炸弹一样从空中落在行军的行列里,砸死了不少官兵。第6天返抵定边,部队在定边休息了3天后,除留暂编第九旅驻定边、第一六八旅驻盐池防守外,其余部队都撤回宁夏原防区。
马鸿逵父子吹嘘的并得到蒋、胡“嘉奖”的袁大滩“胜利”的真相,就是这样。袁大滩战役,给宁夏人民带来了空前惨痛的灾难。当部队窜回宁夏后,阴险毒辣的马鸿逵,除在灵武收容了一些跑回来的官兵,拼凑成马春德的保安第六团以外,对于阵亡、病死和被俘官兵的家属,不但没有什么表示,反而故加罪名说:“这些官兵都投了共产党,”下令不分是逃是俘,甚至对个别死亡者,都实行“一官罚五兵,一兵罚三兵”的史无前例的暴政,株连之广,由家及族,由族及亲,由亲及友,祸遍乡邻。宁夏人民遭此浩劫,更陷入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悲惨境地。其中老的有50多岁的,小的将足10岁的,滥竽充数地凑起了一个团,这就是当时传遍宁夏的“讹兵团”,也有呼为“冤枉团”的。尔后听说陕北解放军为了挽救马部被俘官兵家庭所受的苦难,曾把已获解放的官兵遣返回宁。而毫无人性的马鸿逵竟说一人回来只能换回一个。还有些死亡的士兵,因为部队官兵证明无效,其家属就不远千里跑到榆林和袁大滩一带,寻找他们阵亡子弟的尸首,搬回宁夏作证,但马鸿逵硬说尸首是假的。对一些因伤病掉队回到家中又被地方政府绑送回营的士兵,则大加杀戮,仅暂编第九旅、第一六八旅在定边、盐池一次就枪毙了数十人。马鸿逵听到人民背地痛骂他时,还无耻地说:“我的法还比马步芳轻呢,马步芳的兵如一人投敌,则杀其全家,我只不过多罚几个兵而已。”马鸿逵就是这样的丧心病狂,蛮横残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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